从分配经济学看国家富强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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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配经济学看国家富强的真相
　　
　　
　　（本文核心观点：社会要全面进步，人要全面发展，不仅要求在现实中解决好各种具体的分工和分配问题，同时又要随时随地把这些具体问题放到哲学的层面和历史的进程中去审视。这既有利于不断解除“近忧”，又可在“远虑”中逐步提升认识能力以及解决具体问题的思想高度和工作力度。提高劳工收益不仅仅是对劳动者的改善，更是企业主和富人们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中穷人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富人的钱到哪里去赚？没有劳动者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同歩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于是给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一个二选一的问卷：是选择经济危机呢？还是通过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市场经济？现在整个社会最大的矛盾直指经济利益，利益参与机会权，获利分配权，标准制定权，话语权等等。这个利益公平的问题不解决，以及解决体制的不健全，中国危机还会来的。解决这个利益的机制最关键。老百姓首要问的是：是我要什么利益，大家通过什么机制调节社会各个方面利益。以及整个社会如何奖励推动这些改革的人获得足够的利益收益。）
　　
　　目录
　　总论
　　分配理论对经济危机的应用
　　政府再分配的研究
　　中国国民财产收入PK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分配异化与社会大同再研究
　　
　　
　　总论
　　分工与分配是人类生活中最为常见也是最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它们作为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基础性和关键性构成因素，影响着也可以说是决定着社会的兴衰安危以及所有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状态。社会对分工和分配的认识和处理，既关系到社会的发展，更影响到人的命运；换句话说，分工和分配的意义所及，除了工作安排和生活待遇之外，还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带规律性的根本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对在分工和分配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存在以下缺陷：主要是没能对分工与分配进行整体的经济学哲学考察。其表现是对二者的意义认识不足，有时虽注重分配问题但又经常忽视分工问题，尤其是很少将分工与分配直接同人的存在和发展联系起来，因而即使在处理各种分工和分配问题时，也会因缺乏认识上的深度和高度而显得力度不够。
　　时下似乎无处不在的有关经济平等的困境。其含义不仅关系到地区间的冲突，也对国家层面的问题颇具重要性，对国际秩序也带来了疑问。有两种关于收入分配的无知：一种是，认为收入差距是很正常的事，不需要特别在意；另一种是，认为出于良好愿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总是有益的。在中国，当前一类无知逐渐被抛弃的时候，对后一种无知保持清醒的认识尤其重要。
　　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这三者关系，首先表现为分配问题，而这种分配又是由分工所使然，在通常的情况下，分工往往就包含着分配。分工和分配虽同交换密切相关，但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决定的，是由不同性质的劳动引发出来的。分工和分配看起来是个经济问题，现代的人们一般也这样看，这就是其所属的经济学范畴的内涵。哲学范畴将问题引入更深的层次，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总规律上去把握问题，既充分肯定分工与分配在社会与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又清醒意识到其对社会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所构成的原发性因素。社会要全面进步，人要全面发展，不仅要求在现实中解决好各种具体的分工和分配问题，同时又要随时随地把这些具体问题放到哲学的层面和历史的进程中去审视。这既有利于不断解除“近忧”，又可在“远虑”中逐步提升认识能力以及解决具体问题的思想高度和工作力度。
　　
　　分配理论对目前经济危机的应用
　　
　　以前有一种倾向，只看到自由演化促进繁荣的一面，却忽略了自由演化所造成的毁灭。当自由演化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越来越集中在垄断企业时，崩溃的条件也将要成熟，迅速地繁荣导致迅速地崩溃，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进化和毁灭的轮回，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危机。导致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至今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单纯的收入集中不可能导致大萧条，因为财富总水平在任何时点上都远远超过国民收入。在自由进化的情况下，危机似乎难以避免。经济危机总暴发，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以及国家财富分配方式所致。这次危机是一次分配危机。这次危机到底有什么样的机理呢？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这个逻辑包括以下要点：（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由于抓住了“扩大需求”这个要害，所以从实践来看，“透支消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透支消费”的扩展，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时期”，以至于不少经济学家断言：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已不复存在，“经济周期已经消失”。美国的普通百姓不但用尽了自己的收入，而且还要透支“未来的”或“虚拟的”收入以支撑今天的消费。结果，强劲的消费冲破了相对萎缩的收入，由此形成了一个非理性的“透支消费”悖论。将上面的分析简化如下：次贷危机的病灶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这样，一个逻辑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
　　关键不在要采取宏观调控手段适当抑止高收入，不断提高贫困线高度和最低工资收入水平。海外有位张某人主张中国大陆的最低工资不设下限，这肯定造成两极分化进一步尖锐化。根据国民收入分配守恒定律，把低的压得更低，另一部分人当然就可以多得了。关键在于“人类社会有一条铁律，在没有外来压力时，任何组织都会朝着有利于该组织精英的方式演进”。提高劳工收益不仅仅是对劳动者的改善，更是企业主和富人们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中穷人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富人的钱到哪里去赚？现在整个社会最大的矛盾直指经济利益，利益参与机会权，获利分配权，标准制定权，话语权等等。这个利益公平的问题不解决，以及解决体制的不健全，中国危机还会来的。解决这个利益的机制最关键。老百姓首要问的是：是我要什么利益，大家通过什么机制调节社会各个方面利益。以及整个社会如何奖励推动这些改革的人获得足够的利益收益。
　　   
　　政府再分配的研究
　　在现代，再分配可能是大多数政府最重要的一项职能了。当然它也是政府的传统职能之一。所有有记载的政府都或多或少担负着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实际上，就像后面讨论的那样，政府成立的最初动机极有可能就是为了进行某种再分配。当然，对穷人提供帮助仍是现代社会各国政府的目标之一。“再分配”这个词也包含了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把“再分配”扩展到指政府把资金或财富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的所有现象，那么再分配就比普通的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含义要广阔多了。大多数转移支付不是给了穷人而是那些有良好政治组织的群体。
　　大多数人还认为科学应该为道德服务，这种观念使得他们不重视建立在收入再分配方案基础之上的科学研究。既然再分配方案是否合乎道德的要求取决于人们用哪种道德标准来衡量，那么人们就有了足够的动机去赞成或者反对某些方案，而不再进一步研究方案本身了。
　　也许正是这种对道德的重视，使得大多数关于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讨论都集中于一点，而这一点只是所有收入和财富再分配中的很少一部分。当然，大部分现代国家为了实现再分配的传统道德目标，确实会在某种程度上帮助穷人。然而，毫无疑问这也仅仅只占政府整个收入再分配方案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穷人的确得到了大量的救济金，但比起整个转移支付的资金来说还相差甚远。大部分转移支付还是给了那些政治上组织良好、具有影响力的群体。
　　
　　事实上，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历史上，政府进行收入转移的主要动机都很简单，也就是受益者们想要拿到这些钱，而且他们能够凭借自己政治上的权力，有的时候凭借的是运气，来实现这个愿望。的确，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即使穷人有选举权，他们也明显不可能从自己的选票中得到回报。
　　
　　
　　
　　中国国民财产收入PK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批驳郎咸平关于劳动法言论终极实证
　　中国国民财产收入PK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没有劳动者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同歩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于是给国家提出了一个二选一的问卷：是选择经济危机呢？还是通过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市场经济？）
　　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142美元，一跃而超过美国。
　　中国改革开放也30年了，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多年受困于生产过剩，内需不足。同样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中国为什么不能如日本一样成为发达国家？
　　究其原因，如果仅从经济结构来说，中国经济至今没有建立起发达经济体所绝对必须的——以兼顾劳资双方共同利益为特征的共享经济体，资本和权力部门利益被最大化，劳动者的利益诉求被忽略。
　　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因此，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发生巨大反差，劳动与资本所发生的结构性失衡，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生产成本上去前
　　事实上，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的矛盾不是始于今天，上世纪90年代就是宏观调控的重点，当时的扩大内需，没有将调节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进而将提高劳动者的分配比例作为目标，结果是，过剩的产品竞相依赖出口，生产发展的内在张力被无形地耗损，已有的国民福利被进一步输出，表面上看换来了大把美元纸钞，却是用发行人民币的方式买单，以至形成今天对经济发展造成冲击的 经济危机中主动权的散失。
　　其实，早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日益扩大的社会生产力与不断萎缩的社会消费之间的矛盾”。资本的利益机制就在于以最小的劳动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在这个过程当中，劳动者的工资被不断压缩，消费市场相对缩小。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开始认识到，没有劳动者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同歩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于是给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一个二选一的问卷：是选择经济危机呢？还是通过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选择了后者。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和社会福利保障都通过法律法令固定下来，劳工维权组织具有了法律地位，并以此保证了全社会的消费水平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如此一来，形成了你看到的当今发达国家这个群体的模样。
　　如此观之，当今的经济发达国家之蝶，也曾以早期血腥资本主义国家为蛹。目前来看，是否能有效解决劳资分配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实际上决定着中国化蛹为蝶的时间表。
　　我国经过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已有很大的发展，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获得空前的提高。不可回避的是，至今仍然未建立起有效的劳动者利益保障机制，而诸如劳动者利益表达机制也是缺失的。近30年来，内、外资生产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除某些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外)。制度严重向资本倾斜，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分享生产发展的成果。在这种体制下的生产力不可能获得充分发展。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必须要过这道“坎”。
　　很显然，建立劳动与资本共享的经济体是发达国家的基本前提，而这一前提是充分发挥人民民主制度的作用。为什么有执政为民的理念却仍然没能构建劳动与资本共享的经济体？主要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不可能自动地放弃既得利益，当权力与资本结盟后，最高决策层的号召都会显得无能为力。何况，国家的决策、监督与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当基本制度缺失时，个人的作用十分有限。
　　因此，我们就可以对下面的现象作出解释：国企改革总是以牺牲职工利益的产权向资本方送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潜规则如此通行；对劳动者有利的政策制定总是阻力重重并在执行中走样；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拉抬房价博取利益；经济适用房政策最终形有为无；共和国总理为民工讨工资所显示的民工维权制度缺失等等。
　　多数人的选票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强制手段，原因很简单，世界经验证明，没有比建立一个劳动者利益表达机制更好的手段了。弃此手段不用，根本无法制衡渗透社会各个层面的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强大的资本和权力资本的力量。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反民主的呼声，其实质也就是已获得话语权的强大资本方面为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种本能反应。这个时候，我们该温习一下邓小平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成本上升之后
　　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改革只能成功，但目前的诸多问题也藏在深处，而有些问题看起来非常有逻辑。比如，当下一种很流行的主流经济学观点是“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升，企业利润受到影响甚至破产，最终会减少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因此，“提高工资危险”！
　　这是一种违反经济学常识的观点。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但从宏观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谬论。原因很简单，社会生产了产品，也必须要生产出消费这个产品的市场，劳动者的工资不相应提高，部分产品价值当然不能被实现，简单生产都不能维持，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
　　相反，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前提下，提高工人工资，就等于产品市场的扩大，产品的价值实现也就变得顺利无阻，这个时候生产仅受制于资源和消费极限的限制，如此一来，国家不富都难。
　　日本的经济发展就证明了这个原理：日本1960年12月27日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至197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50%，国民收入增长率为340%。国民生产与国民收入的同步增长，于是有了经济高速发展。
　　相反，如果没有同步的国民消费增长，不可能有高速的经济增长。如果劳动者工资不提高，国内自身的消费市场不可能扩大，产品只有出口和改为投资消费。如果需要等同的进口，这个出口或许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等同的进口需求，出口换回来的只是一些不断贬值的货币符号。投资需求也是有限度的，没有市场支持的投资过多，必然引发经济危机。
　　实际上经济危机已经在我国发生了。
　　本来产品过剩，国内没有市场已经形成经济危机，但现在可以通过“竞次”的方式出口，企业用进一步压低成本的方式参与“竞次”，以几乎白送的产品大量地向国际市场上倾销，大量的产品“竞次”，国民福利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使劳动者分配条件进一步恶化。而国家适应资本利益的需要，出口换来的外汇则由央行完全买单，巨额的基础货币发行形成冲击国内经济。
　　现在，不少地方政府都是将低工资制作为扩大就业的手段，这种做法从国家级层面来说是十分错误的。假设一个产业工人获得10个单位的工资，那么它只能够从农民手中交换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说他只能养活农民而已。如果该产业工人获得100个单位的工资，他还可以将每日三餐都交给社会，如吃住、娱乐、旅游等等，将带动整个服务行业成倍数地增长。
　　产业工人工资的提高对社会服务行业的带动作用和对就业的放大作用，对经济学者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因为“提高工资危险”论者是资本方代言人，为了资本利益掩盖这个早已被证明了的事实而已。
　　何为有效的回应？
　　现在可以这样说，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足的本质是资本利益最大化而导致劳动者利益严重缺失的结果，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极大障碍。仅用利率、汇率、准备金率、假日经济等调控手段，并不能针对当下中国的现实作出完全有效的回应。
　　也许，至少以下四个药方具有对症之效。其一，采取劳动与资本兼顾中劳动优先的制度性安排，建立劳动与资本共享的经济体。行政命令不可能直接干涉企业法人的分配行为，而有法律保障的劳工权利、维权组织却可使劳工在与资本的利益博弈中获胜。
　　其二，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我国现实的产能已经为国民收入倍增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实行国民收入倍增，特别是产业工人的收入倍增，才能迅速解决我国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通过提高公务人员、产业工人工资，带动第三产业倍数发展，使国家经济突破瓶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其三，提升产业结构，保护环境、资源。在现已有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环境、资源已经构成了对国家财富的瓶颈。应在提升产业结构的前提下更为果断地结束有损国家资源的“竞次”的出口行为，确实地保护国家的环境、资源，事实上，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初步表现出决心。
　　其四，房地产行业是决定国家能否迅速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应毫不犹豫地沿用发达国家的由政府主导公房开发的成功经验，80%的居民住房通过政府公房开发公司用成本房价解决。事实上，这个过程不需要国家财政掏一分钱，但由此却可以产生巨大的生产与消费能力，并带动整个建筑相关行业的发展。
　　近年来对民主的作用争议很大。在我国理论界改革开放初期凡学者都是民主论者。近年来资本占居社会优势地位后，有资本代言人身份的经济学者，多数都转变为“精英政治”的鼓吹者，反民主的理论在这个圈子中很盛行。《中国为何未能成为发达国家》（）一文，反对这种反民主的理论，提出民主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必须要配套的制度，否则资本主义因为其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而灭亡。民主对社会的贡献很多，而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建立了“劳动与资本共享经济体”，化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向属于发达社会的高一级形态发展。
　　  资本的本性就是“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利润”，道德教导资本给劳动者多发工资无异天方夜谭。从微观经济学层面讲，单个企业的多发工资等于自杀。但所有企业都奉行这一原则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杀。因此，劳动者通过多数人的选票说话，社会才可能建立一系列工会维权、罢工、社会福利等与资本相抗衡的体制。这种政治强制造成了实际上的“劳动与资本共享经济体”。
　　因此，民主的作用在哪？民主是否否缺？到此应该一目了然了。但我国改革开放后走市场经济道路，照搬了初期自由资本主义的模式，但与资本相抗衡的人民民主却没有照搬。内需不足，劳动与资本存在结构性失衡，已经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最高管理者虽然也看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但在整体社会层面已形成的资本与权力资本相勾结的主导形式情况下，理念和号召都会显得无能为力。当然，民主制度存在成本高、决策慢，但市场经济是一种各法人地位平等的网状结构社会，利益多体分散而复杂，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从解决问题、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的效果看，是明显力不从心了。
　　
　　分配异化与社会大同再研究
　　从分工和分配的发生、发展看其社会功能，客观地存在着积极的和消极的两大方面。从积极的方面看，分工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着巨大的作用。又面对事实的另外一面是分工及其发展带来了不同的所有制并产生阶级和阶层的划分，这种划分又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在不同的职业定位上，于是这种定位便将人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等固定下来，并形成代际传递或曰代际自我复制。这种体现在分工同时也就是分配问题上的另一番景象，就是社会历史运动中因分工和分配所产生的消极现象。这种消极现象集中表述为异化，即从劳动异化到人的异化。其实，异化现象说穿了还是分工和分配的种种消极现象。试看，四种异化表现中，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以及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不正是分配和分工产生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的现象吗？人同自己的人的本质以及人同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和前两种异化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分工和分配问题引发出来的对人的哲学的思维构建，也是分工与分配的经济学哲学内涵的关键所在，其中的异化问题不过是一种理论表述。
　　
　　国际大循环分配
　　除了这些常规的转移支付之外，政府在许多方案中还会采取激进的转移措施，把财富从社会的一个部分转移到另一个部分。美国的工会组织竭力阻止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他们认为自由贸易会使资金从本国的劳动者手中转移走。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即使一定量的资金会转移到墨西哥人手中，转移的数额却并不大。然而，由于墨西哥对外贸易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会有所上升；同样，美国的生活水平也因此而上升。鉴于墨西哥人比美国人贫穷得多，如果工会组织真正对收入的平均分配感兴趣的话，他们无疑会对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表示赞同。
　　
　　提高劳工收益不仅仅是对劳动者的改善，更是企业主和富人们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中穷人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富人的钱到哪里去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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